从历史的逻辑里看西藏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局部）。该画描绘了吐蕃使者向唐太宗请婚的场面。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视觉中国/图）

一

1995年7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那时，我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对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进行报道。

记得很清楚——在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里，围绕“学者眼中的三十年”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几个小时的座谈，大家形成了共识：从松赞干布统一西藏算起，一千三百多年来，西藏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发展时期，但都无法与自治区成立后相比。 

学者的结论基于客观的历史比较：如果你知道西藏在1965年前现代工业几乎完全是空白，那就会惊讶于1994年西藏工业产值达到15亿元并已形成工业体系；如果你了解旧西藏无公路，那就会震惊于1995年西藏通车里程已达2.2万公里；三十年间，西藏经济总量跨越式增长，全区生产总值从3.27亿元达到33.29亿元，增长约10倍；然而，最惊人的增长，是人本身——西藏人口从114万增至240万，三十年增长了一倍多，增长率为历史罕见。

“最大的转折始于1980年。”座谈时，时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的阿旺次仁强调。这一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此为起点，西藏开始全方位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历史进程；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援藏”方针，推进43项基建工程；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启动“对口援藏”机制。

回到北京，我用《令历史吃惊的岁月》命名那篇“学者看三十年”的报道。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次重要的经历，它让我获得了此后看待西藏的一个习惯性视角——用漫长的历史作为背景，来看待它的当下。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距我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又过去了三十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地区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3.2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765亿元，增长154倍，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复兴号”巨龙穿越崇山峻岭，183条航线快捷联通世界，“电力天路”点亮万家灯火，5G信号送上珠峰之巅；各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比自治区成立初期增长1倍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二

2024年，我再次踏上高原。这时，我的身份是一个文博工作者。

从北京到雪域高原，坐了四个小时的飞机。因为始终记得三十年前那个关于理解西藏的经验视角，于是，我的眼前似乎晃动着一千三百多年前文成公主入藏的身影——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到逻些（今拉萨），路上走了两年三个月，出发的时候，她16岁，到达的时候，她18岁……此外，我的眼前似乎还晃动着二百多年前六世班禅进京的形象——公元1779年，为庆贺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率领2000余人，从扎什伦布寺启程，路上走了一年一个月，终于入京……

唐朝时期两年三个月的跋涉，清朝时期一年一个月的行走，今天四个小时的航程……这部关于速度的进化史，不就是一幅关于西藏历史的演进图像吗？

这一次，我去做关于西藏与中原关系的文物调研。2018年，中国民族博物馆征集到一批唐朝时期的织锦，它们发现于青海都兰县唐代墓群，专家细细辨识，发现织锦上的纹饰、图样，竟然跟传世名画《步辇图》里的吐蕃求亲大使禄东赞身上的服饰完全相同。那么，博物馆征集的这批织锦跟吐蕃有无关联？它们隐含着什么样的唐蕃关系？

事实上，吐蕃与唐朝的命运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它们相伴而生，同频共振，相伴而终。细细捋来，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史实：唐朝建立的那一年，松赞干布刚好出生；李世民继位为帝之时，正值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际——也就是说，当唐朝出现一位明君之时，吐蕃也出现了一位英主。此后，当唐朝走向盛世，吐蕃王朝也逐渐兴旺；九世纪中期，吐蕃王朝消亡，半个世纪以后，唐朝结束。唐蕃之间的命运咬合甚紧，两者的关系除了和亲、会盟、贸易，还有战争。一个重要的史实，是吐蕃王朝与唐朝之间的战争持续了近二百年。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如此漫长的军事缠斗？在我看来，这个提问可以替换成另一个问题：吐蕃王朝为什么选择了向东发展？——它为什么不向南边走，去跟印度发生长期战争？为什么不向西边走，去跟中亚、西亚相纠缠？在其存世的近二百年间，吐蕃王朝为什么始终要向东来？固执地向东发展？——这才是关键！吐蕃向东看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跟唐朝互动，这种互动关系有可能是婚姻，有可能是贸易，也有可能是战争，但无论如何，吐蕃终其二百年历程，其发展方向始终是东方。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它延展开来，就指向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东亚大陆上的古代先民，其活动始终呈现出一个内向汇聚的趋势。所谓内向汇聚，就是从不同的方向，不由自主地被席卷进一个共同的大流。这样一个历史的大趋势，并不是某一个古代民族的偶尔喜好，也不是某一位族群领袖的个性选择，而是地理环境和文明感召共同形成的历史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几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东西南北不同方向的人群，都向着一个中心不停地涌动，最后碰撞、融汇在一起，形成一部统一的历史，共同缔造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我为寻绎唐朝丝路织锦与禄东赞身上锦袍的关系而来，却在仰头间看见了一部宏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史。再低头细品《步辇图》，突然产生一个疑问：禄东赞是来干什么的？来迎娶文成公主的。但我们熟悉的历史故事不是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文成公主入藏，才为吐蕃带去了丝绸、蚕种吗？那为什么文成公主还没有入藏，求亲队伍里的吐蕃大臣，就穿上了唐朝织锦？要注意的是——如果这幅画是后世画家的作品，那画中人物的衣着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这幅画是唐太宗命令阎立本按照历史现场绘制而成的；换句话说，它是纪录片，而不是剧情片！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吐蕃在与唐朝相通之前，就有了丝绸制品？

我突然意识到——一幅传世名画中，竟然隐藏着一个历史悬念。

调研的过程，成了一场对于历史悬念的索骥。求解的结果，是我在西藏最新考古成果中找到了谜底。

最近几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考古工作者在古象雄国的墓葬里，发现了带有“王侯”铭文和复杂鸟兽图案的丝绸，其年代测定在公元3至4世纪左右，被认定为青藏高原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丝绸。让考古工作者惊讶的是，跟丝绸一道发现的还有茶叶残渣！高寒环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二百多年种茶历史，因此，茶叶残渣的出土，就表明至少在一千八百年前，茶叶已经从中原内地输送到了西藏阿里。这一系列考古成果，让专家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早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前，生活在阿里地区的古代部族就已开凿与丝绸之路相连的通道，把产自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等输送进青藏高原，从而开创出了一条“高原丝绸之路”。

我想，正是有了这样的道路，高原上的各民族被紧密地接纳进中华文明之中，这使吐蕃王朝从立国之始，就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有了不可抗拒的向东发展的倾向。

回到禄东赞的故事。他当年从高原迢迢东行，出使长安，在进入辉煌的唐宫朝见太宗前，他把当时最时尚最华贵的织锦穿在了身上——这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接下来的故事是：作为吐蕃王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禄东赞在松赞干布去世后，带领吐蕃军队开疆拓土，推进到青海湖地区，降服了生活在那里已近二百多年的吐谷浑人；此后，禄东赞一直生活在吐谷浑故地，直至去世。有意思的是，这个吐谷浑故地，正是中国民族博物馆所藏唐代织锦的出土之地。

故事接下去更有意思：禄东赞的儿子论钦陵，是吐蕃历史上甚至比父亲更为著名的人物。在唐蕃绵延不息的战事中，论钦陵脱颖而出，军功卓著，威名远扬，曾经打败过唐朝战将薛仁贵。然而，论钦陵最终却因为吐蕃王朝内部争斗而兵败自杀。此后，论钦陵的弟弟和儿子，带领部众先后奔降唐朝而来，唐朝接纳了他们。后来，禄东赞的子孙们落籍凉州，完成了姓氏改制和文化适应，最终融入唐朝内地社会。

这样看来，《步辇图》上那个著名的吐蕃使者禄东赞，他的生命历程与唐朝始终关联，最终则通过子孙而使自己的基因血脉与唐朝相融。如果说唐蕃命运与共，那么禄东赞的人生，不就是这部共同历史的隐喻吗？

2024年冬，我前往雪域高原的调研，在这个故事里圆满落脚。

三

上述两次踏上高原的经历，都在告诉我：通古乃可明今，理解现实需要历史视野。倘若不了解过去一千多年间发生在西藏与中原间的历史幻变，那么认识当今西藏就缺乏深刻。

还记得第一次去西藏，学者们在座谈中抽绎出一条西藏—内地同频共振的历史脉络：萨迦政权与元朝共荣辱，帕竹王朝与明朝相始终，清朝则一再演绎如下情景——中央王朝强盛，西藏稳定与安全则确保；中央王朝羸弱，西藏内忧外患即频现……二者同呼吸共命运，呈现为一条客观历史规律。

今天重温三十年前西藏学者们的历史之悟，我不由得细细品味当下的西藏：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国始终名列前茅，2023年、2024年以及2025上半年，GDP增速连续全国第一；其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国家的超级基建投资，其中仅2025年的央企援藏项目，就签约75个项目，总投资3175亿元，集中在能源、交通领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助帮助西藏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西藏步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一条贯通古今的脉络始终在彰显一个历史逻辑：西藏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相连一体，休戚与共。